二十年 （兄弟，现代）

我常以为是丑女造就了美人，我常以为是愚氓举出了智者，我常以为是懦夫衬照了英雄，我常以为是众生度化了佛祖。

我什么都没有忘，只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。

【1】

从前很多年里，我都执着的认定，哥哥的降生比我更加瞩目。而我的到来，不过是弥补为了这个家庭的不幸。

哥哥生于1990年的初冬。北方的冬天来得格外早，据说他落地的时候，城里连下了三天大雪，待妈妈出院那一日，却意外的云消雪霁天朗气清。

爷爷抱着他进家门的时候，笑得胡子都飘了起来，“我怎么的说的来着？咱家的孩子，就是有福气！”爸爸低头看着怀里产后虚弱的妈妈，嘿嘿的傻笑。

我家在终年寒冷的北境， 哥哥出生的时候，爸爸还是机械厂的高级技师，妈妈还是印刷厂的会计，夫妻二人都捧着国家的铁饭碗，又逢上添丁进口的大喜事，那时的爸爸得意非凡，每天下班后便抱着哥哥在大院里挺胸凹肚的踱着四方步，逢人便道：“瞧！这是我儿子！”

旁人少不得便要停下来捏捏哥哥的脸蛋或者小牛儿，夸道：“瞧这白白胖胖的，多俊呦。”

爸爸便心满意足的挠着后脑勺，嘿嘿笑道：“随他妈，随他妈！”

我想，那时候的爸爸必定是意气风发的，工作优越，家庭美满，无论在他还是在旁人眼里，都算得上是人生赢家。如果没有后来的种种变故……

可惜人生，哪里有那么多如果。人定胜天这个词，我向来认为是句屁话。

1991年，临近除夕的一个夜里，哥哥突发高烧晕厥，被连夜送进医院。诊断的结果是先天肾衰，可能活不过十岁。爸爸捏着那纸诊断书红了眼，妈妈更是当场痛哭失声。

命运的激流急转直下，随后不久，医院给哥哥注射的一针庆大霉素，麻痹了他的声带，让他从此变成了一个哑巴。

此后七年，爸妈为了哥哥四处求医，倾家荡产，却全无成效。哥哥的性命全靠一周一次的血液透析维持着，脆弱不堪。

爷爷年事已高，不堪打击一病不起，病床上留下嘱咐，万万不能断了李家的香火。爸爸迫于孝道，这才和妈妈不甘不愿的生下了我。

1997年10月，我出生的那天，哥哥病情突然恶化，妈妈刚下了产床，便急急的冲进了急救室。相比于哥哥出生时的举家欢腾，我的到来显得格外寂寥。这世上唯一挂念我的，大概就是那个同样卧病在床奄奄一息的老头——可他在意的究竟是我这个人还是我那根能延续香火的小鸡鸡，谁又知道呢？

次年9月，我们这个本就风雨飘摇的家庭再次迎来了一场始料未及的风暴。90年代末期，一场声势浩大的下岗潮几乎波及了全国的国有企业，在我们这个以重工业为支柱的城市里，下岗二字造成的后果显得尤为严峻，在那个时代，哀嚎遍野四字，真是半点也不夸张。

国家的政策调整，在历史书上只是区区四个字，轻飘飘的无足挂齿，然而它对千千万万的普通家庭来说，却不啻于灭顶之灾。

一夕之间，爸妈正值壮年却双双下岗，区区两万块钱，算作国家对他们的补偿。我们所在的城市曾经工厂林立，巨大的工业设备终日欢腾的运转着，昼夜不停的吐出白色的蒸汽和烟尘，如今却是静悄悄的一片沉寂，工厂一片接一片的倒闭，整座城市皆是肃杀。

爸爸曾是厂里的骨干技师，人人艳羡，当他人到中年想着从头再来的时候，却被对方带着清淡鄙夷的笑容一次又一次的挡了回来，“大哥，咱们这个岗位只招本科学历，您这第一学历，太低。”

爸爸唯有苦笑。当年他以高出重点高中三十分的成绩考进小中专，为此受到众人的夸赞和羡慕，然而时过境迁，那个小中专比大学生还金贵的年代，已经随着国企的辉煌和他的青春岁月一起，逝如流水，永不回头。

1999年，爸妈摆起了早点摊子勉强度日，迎着晨曦、推着小车佝偻着腰穿梭在这个城市里的每一个角落，曾经的风光意气，不过往事二字而已。

我不知道该如何评价那个迷茫而疯狂的年代，后来我曾在哥哥的笔记本上看到一句很应景的话，像是对这二十年再精准不过的总结，他说：“在命运面前，休提公道。”

【2】

我的整个童年都是在极度的贫困和潦倒中度过的。虽然被医生断言活不过十岁，但是哥哥不仅顽强的活了下来，靠着每周两次的血液透析和药物治疗，甚至还恢复得不错。他身体状况好些的时候，看上去跟同龄人也没什么两样，那时他见人总是抿嘴笑着，温和又腼腆。

2002年春季，我虚岁刚满六岁，焦头烂额的爸妈没有精力再去照顾我，粗暴的把我丢进了学校，就此，我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学生生涯。

那时我们已经举家搬到了城北，四口人挤在狭窄的筒子楼里，按照户口划分的学区，我只能去全市差不多是最破的那所学校就读。当市中心的学校已经清一色的塑胶跑道和现代化教学时，我们这里依然保留着上个世纪的原始风格：沙土操场晴天时烟尘四起，下雨时积水泥泞；室外的公共厕所臭气熏天，蛆虫遍地；教室里没有暖气，取暖全靠中间的火炉……

在这所小学里面就读的学生差不多已是全市最贫穷的一批，而我，差不多就是他们中最贫穷的一个。

我只能用哥哥换下来的旧书包旧文具，穿他穿小了的衣服鞋子，就连在家里吃饭，他的伙食也是小灶烧出来的，顿顿有蛋有肉，而我只能捧着碗跟爸妈一起嚼菜叶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