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凋谢的雪莲
一
血红的太阳渐渐隐没到辽阔的地平线下,国际饭店巨大的阴影遮蔽了它那最后一缕光线,天色明显地昏暗下来,柏油马路两边的店铺已经上灯,高耸的广告牌上的霓虹彩灯也将半裸的灯箱外国女郎映亮。节奏明快的爵士乐曲从酒巴里传出,夹杂着娓娓的江南丝竹,喧闹的吆喝声,夜上海正展示着它多元文化争奇斗艳的独特风韵。八年的抗战,两年的内战并没有改变它追逐奢华的本性,只是在这纸醉金迷的背后似乎隐藏着什么。海关钟楼上的时针已经指向七点,略显狭窄的便道上拥挤着采购和匆匆赶路的下班人流,马路上穿梭着南来北往的人力车,在悬挂着红灯笼的各类咖啡馆旅行社门前,浓桩艳抹的妓女们也翘首弄姿地招揽着生意。
突然刺耳的警笛声从一辆黑色改装雪佛来轿车传来,随着前面及后面牌照上BM两个黑色字母飞快掠入行人的眼帘,人们纷纷像躲避瘟疫一样避开,目光惊恐的目送着它逐渐远去的背影。这已经成为上世纪四十年代这座有着远东巴黎美誉的中国最大、也是最繁华城市一道独有的风景,当那个臭名昭著的蒋氏独裁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候,当秘密逮捕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一部分的时候,挂着这种牌号的黑色轿车也逐渐它的芸芸众生所熟悉,情愿或不情愿的接受。谁也不清楚车里被捕者被带到哪里,更不清楚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,也许在一个寒冷的清晨,人们会在无意中发现一具遍体鳞伤的尸体漂浮在黄浦江里,而更多的人则是永远地消失了。没有审判,哪怕只是装装样子,没有报道,要知道那个城市报馆可是林立,多如牛毛,更没有人敢去追问这些失踪者的下落,因为那将意味着监狱,镣铐,酷刑和死亡离你自己已经不远了。
疾驶的车厢两侧端坐着四个全副武装的警察,一个女囚双手呈大字被吊铐在车厢中央的顶棚。她很年轻,看样子也就二十来岁,一件半截袖斜襟月白色丝绸上衫紧紧裹住丰满的胸脯,高高上扬的手臂不仅使胸前那条柔美的隆起格外醒目,绸杉下襟也因牵拉被吊了上去,露出圆圆的肚脐和一小截白皙的小腹。皮带已被押送的警察没收,只有窄窄的裙腰仍然挂在膨出的两胯,双脚被迫地踮起,身体也略向前倾,使得藏蓝色的布裙帖附在滚翘的臀上,裙摆下面露出由白色线袜包裹着的笔直而匀称的小腿,脚上那双黑色步鞋的扣帕也被解开,两只圆圆的足跟露在外面。
“女的,女的,好象是个女的?”一些眼尖的低声叫道。
“对,是个女的,还是个洋学生,年纪不大呀,不知是触犯了啥子天条,落到那些丘八手里!唉,可惜了,真是可惜了。”一个坐在人力车上的人叹息道。是的,车上被捕者装素是那个黑暗年代进步女青年的标准打扮,她们不再像她们的先辈那样被禁锢在闺房里,等待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,她们的追求不再是相夫教子,平静而安逸地度过一生,她们的理想是构筑一个男女真正平等的社会,一个民主繁荣强大的国家,也正是为了这个,她们不畏艰险,投身于这个充满血腥的职业,成为那个独裁政权的掘墓者,成为被今天的人们仍旧缅怀的女英雄。
“阿拉弄堂里也有一个女学生被他们抓了去,好象也给戴了顶红帽子,前两天才被保释出来,唉,被那帮烂崽折腾疯了,见人就脱衣服,复旦的高才生呀!家里人也快急疯了,四处求医问药,可是戴着这顶红帽子哪家诊所敢接呀,这么水水灵灵的一个嫩囡就这么成了一个废人,这叫他娘的什么世道呀!”拉车的壮汉也愤怒地说道。
“小声点,侬想吃官司好巴啦?”路旁胆小怕事的慌忙阻拦。
“这些女学生也真是的,不好好念书,搞什么政治,不会又是女共产党吧?”另一个身着马褂的坐车人说道。
“共产党怎么了,早晚天下是人家的,你说这是什么世道呀,动不动就乱抓人!阿拉弄堂里前天也铐走了一对小夫妻,抓他的黑狗子也说是共产党,到现在也没放回来,不知是死是活,只留下一个吃奶的孩子,好可怜呀!”给他拉车的车夫忿忿地回了一句。
“啥共产党呀,俺们住得那旮瘩也三天两头地抓人,罪名都是共产党,御家之罪,何患无词呀,俺看这天是该变变了,那能总这么整呢。”旁边一个东北口音的粗壮汉子也加入议论的行列。
“哎呀,我说这位大哥呀,你说话可得小心啦,小心也给你戴顶红帽子,进到那里可不是闹着玩的,七荤八素的,不死也得让你脱层皮啦!”另一个操岭南方言的行人说道。
“是呀,家里有闺女的可要看住了,可不敢跟共产党扯上瓜葛,人进去了受罪不算,就算侥幸能活着出来,也嫁不出去了,听拉车的伙计们说,前天黄浦江里就捞起一个自杀的女娃娃,那里都给打烂了,一个闺女家又不好意思看医生,就这样寻了短见,你说这帮东西的心咋这么狠呀,专打一个女娃娃那里,还他娘的算人吗!”
“可不是咋的,那帮鳖犊子,比小鬼子还不是东西。”
“各位,各位,小声点,不要命啦。”
“莫谈国事,莫谈国事。”操着各种方言的人小声议论着,不时观察着周围有没有戴鸭舌帽的男人游荡。在一切言论自由的都被独裁者所拥有的国家暴力所扼杀的时候,平民百姓也只能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各自的观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