女人•献祭•打屁股

作者：庄涤坤，于一爽

大江健三郎有篇小说，叫《人羊》，写的是“战后”作为占领军的美国士兵打日本人屁股的事。在公交车上，一个日本人无意间得罪了一个美军士兵的情妇，被这个美军士兵强行扒下裤子，强迫弯腰撅臀，打屁股，一边还欢唱着：“打羊，打羊！”最后车上另几位无辜的乘客也被拉进“羊”的行列，连司机也未能幸免。

作为占领军，那美国士兵也许并无闲情去研究日本文化，他只是以己推人，从自己的民族心理出发，觉得打屁股是极大的惩罚。确实，在西方早就有鞭笞的传统，英国诗人斯宾文在《弗兰克・芬，一个民谣》里就有描写。在法国，卢梭也曾因冒犯贵族，而遭到贵族仆人的公开鞭打。在俄罗斯，《静静的顿河》里多次写到了哥萨克的鞭笞行为：布尔什维克在顿河失势后，一些曾经与布尔什维克有过亲密接触的哥萨克，遭到了公开的鞭笞。他们挨个被按倒在条凳上，脱掉裤子，两手反绑，惩罚者一个骑在他们的身上，另两个一左一右，用柳条抽打他们的屁股，一连打折了几根柳条，有的挨打者还被打出屎来。在高尔基的《我的大学》里，也详细记述了萨沙和“我”遭受外祖父鞭打的情景：“萨沙站起来，解开裤子，脱到膝盖，弯着腰，两手提着裤子，磕磕绊绊地向板凳走去……只见萨沙乖乖地在长凳上趴下，万卡把他的胳肢窝捆到凳上，再用一条宽毛巾绑住他的脖子，然后俯下身子，用两只黑漆漆的手紧紧抓住萨沙的脚脖子……这一次树条一落下，光身子顿时就像被火烙了似地鼓胀起一条红鲜鲜的道道，表哥放声哀号起来。”甚至到了现代社会，这种情形仍在继续，1940年被送进纳粹集中营的波兰人维斯拉夫・基拉尔，在回忆录中就写到了集中营里的鞭笞情景。

在那个“打羊”的执行者、那个美国占领军的祖国，臀鞭也曾经十分流行，比如对黑奴的鞭打。当然这不仅针对黑奴，黑奴以外的人也会遭受到。海明威就回忆过自己曾经遭受鞭打的惩罚。无疑，无论哪个阶级，哪个国家，这种惩罚对于人都是极大的伤害，当然也包括日本了。

只不过，日本习惯上用的是杖。这是中国“四大发明”之外的发明，据说日本的拷打起源于中国。唐以后，日本就取法唐律，也包括拷打制度。《唐律》云：“拷囚不得过三度”，日本《法曹至要抄》也规定：“拷囚不得过三度，杖数总不得过二百，杖罪以下不得过所犯之数”。中国人很信仰“板子头上出状元”，“治家犹如治国”，“家之有规犹如国之有典也，国有典则赏罚以饬臣民，家有规寓劝惩以训弟子，其事殊，其理一也。”于是杖笞也成了官府不可缺少的审判手段。

杖笞是有一套程式的：判决、趴伏、去衣、责打、记数、止杖。在这程式和规矩中，被杖者唯有服从、承受；而杖者可以随心所欲，无论是打还是不打。打是体现我的权力，不打也是体现我的权力。当然这有权力者，不是打手，而是掌握权力的统治者。打手只是被借用的手而已，不要弄错了，一旦打手乱用自己的权力“恨棒打人”，也有可能被打，只能悄然弄些手脚。可见杖笞亦是等级森严的，于是官才成为官，民才成为民，打手才成为打手。《醒世姻缘传》里的晁源老父就很明白这道理，做官了，“从此以后，再要出去坐了明轿，四抬四绰的轩昂，在衙门里上了公座，说声打，人就躺在地下，说声罚，人就照数送将入来。”于是即使是造反者李逵，闯进衙门过官瘾，也首先想到将告状者杖笞一顿。

凭实论，在刑罚中，杖笞对肉体上的伤害是比较轻的，主要是对精神上的羞辱。受杖笞者一定要俯身，这是灵长类动物最可耻的姿势，表示的是臣服。此时的你，头朝下，手脚反向着地，完全丧失了防卫的能力，看不见攻击的方向，连躲闪也不可能及时，把自己完完全全交给对方了。而棍棒打的又是臀部，这是人体敏感的部位，能激起你的羞耻，有时还被剥去裤子。这一点作为学生的日本人也深得要义。《明律译义》曰：“笞者，耻也，乃使人受辱，是为惩戒而设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