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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)
遐想明星:董洁,杨承琳
汪伪时期,上海有很多工厂是日本人开的。纱厂最多。我们兴亚纺织厂就是日本人当老板的。
在日本人厂里做工,受的气比中国厂里还多。不过,地痞流氓一般不敢欺侮日本人厂里的女工,而且日本宪兵队和汪伪特务机关一般也不来抓日本人厂里的工人。所以虽然多受点零碎气,工钱也不比别家多,在日本人厂里做工,还是多一点保障。
我们纺纱车间的“拿摩温”(number own,即领班)是个东洋婆,成天穿一套和服,梳的日本头,穿大拇趾分开的布袜子,趿着日式拖板。对工人特别凶。我们私下都叫她“老虔婆”。她打骂我们女工是家常便饭。几乎没有一个人不被她打骂过。
那时纱厂里和不少厂里一样,女工犯了错,轻则扇耳光、打手板,重的大多要打屁股的。有道是:“举高落重先打腚,伤不了筋骨要不了命”。不过在中国厂里,除了未成年的包身工,一般十六岁以上的女工,打屁股是不脱裤子的。日本人的厂里,不论男女和年令,凡是打屁股一定要脱开裤子光着打。据说,这不光是对中国工人,在日本,女工打屁股也是要光着打的。小日本真是野蛮得很。我们在日本人的厂里做工,在人屋檐下,怎能不低头。也只有听人家摆布。
纱厂的厂房是一排排的平房,每一趟平房是一个车间。打屁股一般是放工后在平房前的空地上进行。这样,下班的女工可以看到同车间工友被打屁股的情景,起到训诫大家的作用。每个车间都准备有一条打屁股用的长凳,我们叫它“打人凳”。那个东洋婆特别喜欢亲自动手打女工。打起来又狠、又准、又慢、又稳,脸上的表情像是在享受美食一样。打完后,总是先要用她那日本腔的上海话问:“觉着羞耻了鳎俊 好像把我们皮肉作践一通无所谓,目的只是教育我们这些下等人懂得要面子,这真是对我们莫大的侮辱!在院子里打女工的屁股,其实不光是女工们能看到。厂里还有修理机器的师傅、电工师傅、管道工师傅、还有推车子的小工、烧锅炉的勤杂工,都是男的。不过大家都要脱裤子打,脱过几次也只好不在乎了。
厂里用来打我们屁股的刑具,也是日本式的,不是中国厂里常用的木板或毛竹大板。是把两根一寸多宽,一米来长的竹片,竹皮朝外合在一起,用细麻绳密密一周一周紧缠起来的,手握的地方还有一段是用布包上再用绳子缠出网络形装饰。这样,弹性和抗折程度都比单根竹片增加许多,样子像没有尖头的刀剑,很精致。据说在日本学校里也用这种刑具惩罚学生。打在光屁股上不如板子响,痛可是真痛。
有一次打屁股,是让我最难忘记的。倒不是打我,而是叫我们打同车间的小姐妹。
那天下班时,东洋婆说三车间的一个都不放许走。在车间门外先放好了打人凳,让我们面对打人凳成左右两排,参观打屁股。
捱打的是那宝仙和罗根弟两个。
那宝仙是我们车间里长得最漂亮的女工,她的姓很特别,据说是跟慈禧老太后那拉氏同一个姓的,到了民国就改为那姓了。她是我们车间唯一一个上过学的,还是中学呢。可她父亲败了家,服了大烟膏自杀了。她只好来做工,养活她老娘。不过,人家出身跟我们不一样,所以来了快两年,总不怎么合群。打扮比较时髦洋气。像今天要打屁股了,还是穿的印小红花的洋布翻领短袖衫,一条蓝卡其布背带工装裤。一双橡皮底的帆布白跑鞋。梳两条短辫子,辫梢和刘海是自己用火钳烫过的。她平日仗着两只大眼睛会说活似的,一张略显大的嘴特别会讲,常常和男的打情骂俏,在厂里很笼络了几个年轻的办事员和看厂门的打手,是我们小姐妹背后议论纷纷的“厂花”。东洋婆本来也因为她出身上和满洲国皇帝还有一点沾亲带故,又有一点文化。便对她高看一眼,让她做女工中的技术教练,她倒也愿意为东洋婆跑跑颠颠,所以免了不少打骂。这次事发,是因为她平时和看门的打得火热,所以出厂几乎天天都是免了搜身的,不免就得意忘形,随身夹带点东西,贪点小便宜。结果被恨她的女工向厂方告了密,昨天日本副厂长亲自在厂门口突击检查,她居然在工装裤裤装里堂而皇之装了不少棉纱,还在裤裆里夹了一个新的扳子,在警卫室里扣了一夜。和她串通的看门的,可没她那样便宜,当时抓起来,关到极司非而路76号,据说作为经济犯受到酷刑拷问,放出来时一条腿已经坐老虎凳坐断了。
那宝仙那一夜不知对日本副厂长和警备队使出什么招数,不但没抓走,也没有开除,给了当众打屁股的处分,只罚一个月工钱,留厂察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