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说打针时的感受

山人前不久回到单位上去体检了下，竟发现现在打针点都没“情趣”了，那像我几十年前看到打针那样富有戏剧性，那打针的场景好生动哟。嘻嘻，不是吹，像我这个“刽子手”，至少打过上百人的屁股，这也是我一大本事。你们想，一个大男孩子竟千里挑一地去用针头去扎别人家的屁股，不光荣吗？

说来话长，“文革”初期，山人还小，大约七八岁，身体极弱又贫血，头昏，经常生病，脸像白纸一样没有血色。刚好，那时我父亲正在研制一种战备药，叫缩合葡萄糖氯化钠，这是一种代血浆产品，可广泛应用于战场或自然灾害的现场抢救，因为战场或自然灾害来临时，那失血人很多，没有条件来采集血浆和储存血浆，临时大量需要一种代替血浆的急救药来扩充血容量，稳定血压。当时由于“帝修反”卡我们的“脖子”，我们不能进口代血浆药物。而且全国都在“备战”，国家就下达了一项机密药品研制计划，取代号叫“409“。本来这个研制任务是一个老工程师主持的，可偏偏这老专家又是个国民党的有军衔的“反动分子”，被监视起来了，这样重大任务只得让我父亲，一个唯一没被打倒的年青技术员来主持。另外我父亲也新开发了一个品种叫“409铁”，这又是一个补血的药品。因那时老百姓饭都吃不饱，什么都是凭票，营养极差，特别我们长身体的小孩子和孕妇，贫血的人更多。当那两产品研究出来后，一方面在军医大学做临床试验，另一方面我父亲竟大胆地把这种新药在儿子我的身上先做起临床来（不敢在工人阶级身上做临床）。哎呀，这下我的屁股先遭殃了，因为那药中的铁元素和分子量究竟多少在人体上吸收才合适，全得在人体上试验。我那时的屁股被打得硬绑绑的，青一块紫一块（因肌肉吸收不好），走起路来也像木偶样。幸好，我不知被打了多少针，渐渐好了，也不贫血了。从此我身体慢慢强壮起来，我的屁股好久才光滑起来。就因为此功劳，那两样新药经过了国家鉴定，成了我国西药品种中罕见的独创生产技术，并上了国家药典。想到此，应该说我的屁股也有一份功劳，说特殊点，我的屁股是有点“国家贡献”的。

那药试制成功后，被广泛应用，因此我父亲也有了点名气。因此，当我要下乡时，我父亲私下教了我很多医学知识，并幸运地被安排我去厂医务室学习打针。这样我就成了后备的光脚板“医生”（赤脚医生），那时毛主席号召“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”。我就这样下定决心，排除万难地要打好别人的屁股，造福于贫下中农。可那打针的第一关，就是要划分好屁股区域，因为屁股得划好四等份，下半球和下半球，上半球朝外的区域就是“侩子手”下手之地。若扎偏了，得小心，要是扎在坐骨神经处，就要惹大祸了。

那时扎针可不像现在，动不动就输液。那时生大病，首选之地就是屁股，屁股真委屈呀！关“我”什么事呀？对不起，没有商量的余地。再伟大的人物，也得把屁股亮出来让“医生”扶摸一下，再上刑。教我原来实习时的厂医生（那时统称医生）姓何，长得人高马大又肥，实际上是个工人医生，她很爱开玩笑又好调侃。不管哪个，一进了厂医务室，就得点头哈腰地称“活医生”。有一次一位姓史的机修工很骚动，结果被“活医生”医得服服帖帖的。看到史工人被活医生打得大喊大叫的样子，真是笑死我了。

打针的人和挨针的人那个样子，可以说谁都是特形演员。用“坑、蒙、拐、骗”一点不假，打针打得好的人本身就是艺术家。很多好汉生病了，就得应上那句“人在檐下不得不低头”，看着那种可怜兮兮的样子，好生动哟。反正我是摸过很多人的屁股的，有一次是厂书记，是个干老头子，屁股没有肉，老皮子。我给他打针时，就犯虚，大干部嘛。那大号针头下去，开始刚好扎在皮上，痛得他歪嘴大叫。我拔出来又像推汽车样整进去，不过这是特殊事件，谁叫他股皮又老又厚呢。打针可得修练心狠手辣的技术，要练就出一种手风来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扎到肌肉深处，不然就痛。另外得察言观色地让病人放松，不然屁股是对针头是特别有感应的，有的人一见针就发抖，屁股肌肉就紧张得僵硬，那针就不好打。

最残酷的打针是打青霉素，先皮试，然后才是肌肉注射。那皮试时，只见医生一颗针刺到手碗皮下，然后往上挑起来注一点点。当你看到那皮下立肿起一个水疱时，那才叫心惊胆膻。好戏还在后面，通常尝到那皮试后，那屁股得扭扭捏捏地送上来，要是上了八十万单位的药液，那脚非各跛不行。要是再加上链霉素，屁股全得受损，大伤元气。要是老病号，屁股就更惨了，像蜂窝眼。打针有时也提心吊胆的，有的人还要晕针，那吓人的样子，好让人气都喘不过来。特别是对青霉素过敏的人，那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，还有庆大霉素，可不得乱用。

打针过去得几道程序，只要别人亮屁股来，道先得擦酒精，然后是碘酒，这时得咬牙切齿地像玩飞刀样，稳、准、狠地扎进去，千万要去同屁股理论什么的。扎得越深越有水平，然后推进“敌”后，让药液进入肌肉组织里去。扎针可得注意药液的剂型，如果是盐类药液得慢慢推药，特别是青霉素类药得用手指柔顺着捏屁股的肌肉，这样有利于肌肉吸收。现在打针像蚊子叮一下，也不要屁股表演了，真没劲。

何医生教我打针时，她的表情就很慈爱，一副笑脸，可我就很木讷，笑起来就假，为了骗小孩子，也得装，皮笑肉不笑，更让小孩子感到恐怖，因为小孩子最知道你的面孔的真善了。要是遇上玩皮的男孩子，那戏更好看，小一点的，大人又是骗又是哄，打针时，大人用两大腿夹住小孩子，小孩子哇哇大哭。不得法的，小男孩子的怪话就出来了。大一点的像杀猪一样，又是抱脚，又是压腰，还要把手绑住样。打针完后，你就是像个瘟神样，胆小的小孩子躲着你，胆大的还要向你吐口水。

最难说的是遇上大妹妹或大姑娘来打针了，那情景才叫难堪。好多大姑娘或小妹妹见我一个大男孩子在厂医务室时，绝不敢闯进来，这时我不由得脸上红霞飞，手脚往往不知所措，嘴里得念念有词地，别让我出洋相。嘻嘻，真要是人家亮出细嫩的皮肉来时，又止不住遐想联翩起来。还好山人从来没犯过道德错误，最多失眠下。嘻嘻，给别人打针的感觉真爽！

后来，我下农村真当起光脚板医生来，看病、推拿、按摩、打针，扎针灸、教农民唱歌跳舞。我那时，我们那里的广大贫下中农对我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，他们盯着我药箱里的听诊器，血压计、针盒等像高科技样的东西，挺稀奇的。说实话，我还救过几条人命。我也因此而骄傲，咱吃好的喝辣的，还过年过节还有人送礼来，贿赂我几张烟票，几条烟。用现在的话说，那可是高档消费了，公社里最大的官见了我也得鞠躬。唉，贫下中农的屁股是没有多少欣赏价值的，但针扎起来比较顺利，因为他们的感觉不一样，我就像活菩萨，自我好得很。

一梦醒来，三十多年过去了。想不到，当初的大男孩也成了老板凳了，没有接受好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可接受我老婆的再教育竟快三十年了，何时才出头哟。因此，我非常怀念那我给别人打针时的那种感受。